約莫拾掇了二十分鐘，我最終還是想知道許硯走了沒有，又走到溫度零下的陽臺。

黑色車子依舊沒動，停在原地，車頂積了一層薄白，我等了一會兒，也沒等到許硯出現。

我不明白他能在樓下做什麼，突然覺得很生氣，連外套也沒披就下了樓，一出有暖氣供給的大堂，就看見他背對著我倚在墻邊，站在沒什麼燈光的陰影里，邊抽煙邊咳了兩聲。

“許硯。”我叫他。

他聽見我聲音，迅速把煙掐滅了，動作嫻熟，一看就是老手。

“怎麼穿這麼少就下樓，外面冷。”

他渾身籠繞著煙味，掐了煙也沒辦法迅速散去。

我看他依舊是下車時單薄的穿著，還準備將身上僅剩的外套脫下來給我，想說難道你就穿得不少嗎，難道你就不會冷嗎？

和許硯重逢以來，三天兩頭的見面讓我恍惚覺得我們從來沒有分開過。所以我沒有一刻像此時這樣，如此鮮明地意識到原來我們已經分別了八年。

八年間他未曾看見我病痛、困惑、拿獎、得意，不知道我為什麼變得和他一樣說話滴水不漏。正如我沒有見過他成功、穩重、失意、落寞，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學會的抽煙。

錯過的時間就是錯過了，沒有交集就是沒有交集，我們失去默契，摸不清對方心思，說出每一句話前都要再三思索是否妥當。

我問他：“你在這兒做什麼？”

他深深看了我一眼，好像是在下什麼決定，然后說：“想和你在一起，想離你近一點，在想怎麼追你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話倒是脫口而出：“方法是在樓下挨凍嗎？”

說完我們都沉默了，許是在室外久了，他又咳了兩聲。

但苦肉計對我來說沒有用，我甩手就準備回公寓去。

走了幾步回頭看，見他站在原地，我沒好氣地問：“你還站在那兒干嘛，是打算在這兒凍死嗎？”

他聽懂我的言外之意，馬上就跟在我旁邊。

在電梯里，他突然說：“那挨凍有用嗎？可以在你這兒排上隊嗎？”

這種小心翼翼而試探的語氣從他口中說出來，讓我頓時眼眶發酸發痛。

我臉色不太好看，冷嘲熱諷：“挨凍有用的話追我的人都在樓下當冰雕算了，按你這麼說，我還不如在我家門口裝個打卡機，每天積分考勤打卡，時間一到選分數最高的那個人。”

但他好像當了真，問：“真的嗎？”

說罷拿著他自己手機搜索，又問我：“要買指紋打卡儀還是人臉識別的？”

我一把搶過他手機，看到他屏幕界面真是在購物軟件的下單界面，氣不打一處來，問他：“你是有病嗎？”

他又噤了聲。

屋內暖氣讓我血液回暖，許硯看了看我散落一地的衣服，問我：“你這是要去哪？”

我煩躁地將東西亂糟糟塞進箱子：“我明天去札幌參加雪燈祭，去拍照。”

說完這話我就后悔了，因為我們從前未完成的旅程，就是要去看雪燈。

而后我聽到許硯問我：“那我跟你一起去，可以嗎？”

“心心，給我一個機會，我們試試，好嗎？”

8

直到飛機落地在機場，我都覺得有些恍惚。

飛行間隙時我昏沉睡去，有熟悉的氣息將我包裹，醒來時我靠在許硯肩頭，而他半擁著我，仿佛一對親密無間的伴侶。

抵達札幌的前幾日，我陸陸續續參加了幾個友人的展覽。

每每我忙工作，坐在桌邊翻閱我一整日下來單反里的照片時，許硯也埋頭審閱公司文件，他做出這樣一個突然性的決定，如私奔般和我私逃到天涯海角，自然堆積不少公司事務。

我當然知道公司離不開他，這些年他把公司做得越來越大，從澳洲做到北美，新聞報道說他年輕有為干勁十足，怎麼可能是閑人一個。

但和我出門時，他卻一個工作電話都不接，永遠跟在我身后拎設備，又去牽我的手，攬我的肩。

我沒有推開。

只因為這個人是許硯而已。

札幌之旅的第八天，晚間我接到一個重要編輯的來電，要我發送一組圖片。

我和許硯說：“我借一下你筆記本發郵件。”

他還在開一個電話會議，拿著筆給我寫了個密碼，又指了指桌上的筆電。

我很快寫完郵件，又習慣性登錄一個照片網站，想將自己的新作品上傳上去。

卻是在輸入網址后，看到了那個網站上已經有默認的登陸賬號和密碼，賬戶名寫著“anonymous”（匿名者）。

我陡然意識到了什麼，一瞬間想起近幾年，每年年末的慈善拍賣會上，總會有一個匿名人士拍下我的壓軸作品。

慈善晚宴的最終目的是捐助，但這個匿名人士卻從未透露姓名，我們曾猜想他或許是個良心不安的奸商，所以偷偷用“anonymous”這個名字堅持不懈拍下作品，用公益捐贈去補償自己的良心。

但此時我卻好像發現自己的思路錯了，因為我觸碰到了這個匿名人士面具下的真容。

我點擊了登錄，看到了這個賬號曾經拍下的那些作品——

我岌岌無名時，很多張不值錢的作品，以及我如今獎項在握，每年慈善晚宴的壓軸之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