」

阮喻訕訕地摸了鼻子，「都想吃。」

廚房里叮鈴哐啷一陣，一個小品節目結束后，阮喻百無聊賴地打了個哈欠，正好撞見江原圍著她嫩黃色的碎花圍裙出來，他把手上的盤子擱下，一面解圍裙一面攙住她胳膊，「吃飯。」

這一頓晚飯連著夜宵總算正式開動，阮喻先前也在江家蹭過飯，那時候江原的手藝還沒這麼好，而且他也很少親自下廚，阮喻也就吃過兩三回，但味道總歸比她自己做的美味十幾倍。

江原給她盛了碗飯，把煎蛋剩的醬油拌進她的飯里，有一搭沒一搭地問：「春晚好看嗎？」

阮喻看春晚其實也就看個形式，眼睛放在上面，心思早就神游太虛，一句臺詞沒進心里。

「也就那樣，沒那味了。」

春晚真正的意義，其實不過是將一家人聚在一起，樂呵也好吐槽也好，總歸是干同一件事。

可越來越多的東西讓這份意義變了味，有的人不得團聚，有的人縱是團聚也隔著堵墻交流。這項傳統也成了臺面上的形式，在這個只能說吉祥話的大好日子里，勉強掩蓋那些千瘡百孔，自欺欺人。

江原說：「我也好幾年沒看過春晚了，在國外連春節也不過。過年我總覺得還是小時候有意思，越長大，這年味反倒都不對勁了。哎，你還記不記得小時候，大概五六歲？」

他來了興致，眉眼彎彎說起幼時的事情。

那段記憶實在太過久遠，聽江原提起還有些虛無縹緲的感覺，好像是夢里的一樣，也不知道他是如何記那麼清楚的。

從胡同搬走前，江原一直都是他們那片的孩子王，皮倒是不皮，就是天生開朗話癆，跟誰都能聊得來，小孩子就愛跟在他后頭。

那時候的阮喻，還不是現在要死不活的樣子，比誰都野，三天兩頭就跟胡同里的小孩打點小架，然后被各自的媽媽扯著耳朵攆回家抽。

江原雖然是孩子頭，但在大人面前都是一副乖巧懂事的模樣，說話還是有幾分信服力的。

所以那時候她媽一旦抄起衣架，她就往江原家跑，跑過好幾條彎彎繞繞的巷子，翻過江原家院子外的那堵矮墻。

說起巷子，在巷子里抓人是他們那些小孩子最喜歡的游戲之一。

家家戶戶鱗次櫛比，一條巷子兩頭跑出去都是截然不同的路徑，小孩子閉著眼睛都能跑出去，那時候他們都覺得這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。

江原一聽見她求救的聲音，穿著短褲就從樓上的陽臺探出頭，頭發亂得跟雞窩一樣，立馬幾步跑下來。

阮喻負責在前面跑，江原就盡職盡責攔著她媽媽，拉著她碎碎念，一直到她話也罵不出。

對于那個年代的小孩來說，過年過節是最開心的事，因為不僅可以買新衣服，吃好喝好，出去瘋玩也不會被罵。

大年三十那個晚上，圍過爐被放出來的小孩猶如魚兒入水，瘋狂涌入小賣部。

江原手里頭零錢最多，為人大方，常常拖著一大袋半人高的煙炮，帶著他們一幫小屁孩去池塘邊放炮。

有一回他們一群小孩就把鄰居張大爺家的那條土狗炸傷了一條腿，被那條狗追著吠了大半年。

小巷里的大人都說江原那嘴比誰都能嘚吧嘚吧，好聽點說叫能說會道，長大了一定能有出息。

江原的媽媽是個高中老師，不太喜歡跟巷子里的媽媽待在一起，但別人一提起他的兒子多優秀她嘴上說著沒什麼，腳下卻愿意多待一會兒了。

巷子里的媽媽都想跟老師這樣有身份的人處好關系，雖然看不慣她高人一等的作態，但明面上還是讓著她，捧著她。

后來江原七歲的時候，他媽媽覺得在這個小巷子不能有好的教育環境，決定全家搬走。

那是阮喻頭一回見江原和別人爭得急赤白臉，他爸爸站在一邊什麼也不敢說，江原和他媽大吵一架，跑出門一整夜，第二天回來就恢復平靜，妥協了。

那一整夜，他媽媽就跟沒事人一樣，該吃飯吃飯，該睡覺睡覺，仿佛兒子只是托去親戚家住了一夜。

所有的一切盡在她的掌握中，從小到大俱是如此。

她要江原學鋼琴、學奧數、學主持、去軍訓，江原無論怎麼不樂意，最后蓋棺定論的都是他媽媽。

那時巷子里的大人都對自己的小孩說，看看人家江原多聽話，你要能有他一半乖，我做夢都能笑醒。

后來，逐漸又有人家搬離胡同，長津路的三元姐姐嫁去外地，住對面的小胖墩坐上開往另一座城市的火車，臨著小學路的小林一家出了國，小店一家一家地開，一家一家地關上，熟悉陌生的面孔有的留下，有的離開。然后就沒有了然后。

坑洼不平的石板路，扔在草堆里的破爛臭球鞋，偶爾亂竄的三兩只野貓，熏得黑乎乎的烤地瓜洞，刻滿稚嫩字跡的老樹皮，小賣部冰柜里的甜汽水，榕樹下簡陋的秋千一晃一蕩，惡臭難聞的臭水溝里蟲蚊滋生，長廊外掛了一列的花床單，兒時被媽媽親手漿洗過的衣服的味道，那時候聿城草長鶯飛，少年輕狂不知天高地厚，肆意暢想，從沒想過會有拖著行李箱離開的一天。